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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年過去了，中國通貨膨脹幾何？800元的起征點以及畸高稅率，早已經背離了當初立法時調節收入、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。
近日，著名的70后譯者孫仲旭英年早逝，引發了文化圈內對譯者生存環境的關注�；钴S在翻譯一線的譯者紛紛倒苦水，一是抱怨翻譯稿費低，至今還在沿用1999年的《出版使用文字報酬規定》，翻譯的稿費僅為每千字20－80元。
另一個大問題是稿費的稅負畸重。按《個人所得稅法》規定：稿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，減除費用800元，4000元以上的減除20%的費用；適用20%的比例稅率，并按應納稅額減征30%。
也就是說，像孫仲旭那樣殫精竭慮翻譯一本20萬字圖書，按80元/千字，稿費是1.6萬元，本來稿費就不高了，還要繳納1792元的個人所得稅！
在低稿酬、高稅收的雙重壓力之下，中國的譯者幾乎沒有以翻譯文學為專職的，甚至有人說這兩件“大殺器”毀掉了中國“自由撰稿人”這個職業。
稿費的起征點、稅率有多不合理呢？從稅率上說，稿費居然和中獎等“意外收入”適用同樣的20%的稅率（但可打個七折），而翻譯、寫作耗費的精力、時間成本以及社會效益，都要遠高于中彩票，這種對文化創造征收畸高稅負的行為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國的文化進步，也是近年中國翻譯作品魚龍混雜的重要原因。
再從“起征點”（嚴格地說是“減除費用”）上說，原本稿費和工資收入一樣，起征點是800元，但自2005年開始，《個人所得稅法》一修再修，工資的起征點從800元提高到3500元；且適用超額累進稅率，第一級稅率僅3%；而稿費起征點34年沒變，一旦超過800元的起征點，馬上適用14%的重稅率。
一位曾在稅務局工作了15年的作家感慨：稿費起征點800元，薪金所得稅起征點是3500元，河北范圍內，個體工商戶增值稅起征點是20000元；而稿費稅率為20%，僅低于企業所得稅稅率的25%。
翻譯、寫作明顯沒有個體工商戶的利潤那么高，也沒有工薪收入那么安逸穩定，更遠比中彩票等意外收入有社會價值，但為何被課以重稅呢？簡單地說，它成了被改革遺忘的死角。
眾所周知，國家征個人所得稅就是為了促進社會公平。在1980年《個人所得稅》立法時，稿費收入的確屬于當年社會收入的塔尖。比如，一篇1980年代的關于“工資改革”的論文中，提到“一個作家一年出版一部30萬字的小說，稿費就達4000－5000元”。而在當時工人普遍只有“36塊工資”的情況下，一部小說的稿費就相當于工人好幾年的工資，理當屬于稅法調整的范圍。
1980年《個人所得稅法》立法時，將稿費作為“勞務報酬”的一種，和工薪一樣“起征點”都提到了當年絕大多數人無法企及的800元的高度，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也明確，在這么高的“起征點”之下，“需要納稅的只是少數人員”。
但34年過去了，中國通貨膨脹幾何？又有多少人脫離了體制，仰賴稿費為生？800元的起征點以及畸高稅率，早已經背離了當初立法時調節收入、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。用34年前800元的起征點來調節中國當下的稿費收入，不啻刻舟求劍。
很多積弊，不是決策者不知道，不是大家不公認其荒謬性，而在于敲鐘人、吹哨人太少，無法打破反改革的“慣性”。所幸今年全國“兩會”上，張抗抗等22名委員提交了大幅度提高稿酬所得稅起征點的提案。我們在此呼吁：莫讓34年不變的稿費起征點成為改革死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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